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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田中奏折》真伪之争
2021-12-09 13:57    来源: 未知      点击:

  该书集中归纳、辨析、解读了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与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重大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廓清了许多历史迷雾,纠正了不少认识误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70年前的那场民族战争、高扬爱国主义激情颇有裨益。该书被中宣部列入“全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重点图书”,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之际,本报独家选载该书一些内容以飨读者,共同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于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由于原件没有发现,其线个世纪,一直没有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前外交官森岛守人、重光葵等著文否认其存在外。60年代中叶以来,日本一些历史学者发表文章认定《田中奏折》是“伪物”,企图以此否认《田中奏折》存在的真实性。这是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很多,较为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的《田中奏折探隐集》、高其昌的《田中奏折失密》、高殿芳的《爱国人士王家桢——〈田中奏折〉的历史见证人》等等。较为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的再探讨》和《关于〈田中奏折〉抄取人蔡智堪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穆耳的《关于〈田中奏折〉真伪的几个问题》、高殿芳的《关于〈田中奏折〉的来龙去脉》等等。中国史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田中奏折》原始抄件来自日本,“伪造”说不能成立,但竟也有论者强调《田中奏折》是“伪件”。一时间,《田中奏折》之真伪成为一桩历史“悬案”。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

  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和远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打着“门户开放”的旗号,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主张在华“机会均等”,伙同西方列强与日本展开了对华利益的激烈争夺。在中国,运动蓬勃兴起,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对列强尤其是对日本在华侵略利益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在日本,1927年受到了空前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局动荡不安,矛盾日益激化。政友会猛烈抨击币原对华政策是“软弱外交”,迫使若木规内阁下台,以“强硬外交”自诩的长州阀首、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上台组阁。田中于1927年4月20日上台,22日便发表施政方针,主张对内加强恐怖统治,对外扩张。他说“现在直接对日本及远东为重大问题者,即中国事件”,声称“关于中国之活动……在日本对之未便全然漠不关心”,发出了干涉中国内政、扩大对华侵略的战争叫嚣。5月,田中内阁决定出兵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27日-7月7日,为了统一议定新的侵华方针政策,田中在东京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武百官参加的东方会议。会议结束后,田中义一将会议讨论议定的方针政策拟制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7月25日请宫内大臣一木喜德代呈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的否认者首先否认《田中奏折》与东方会议有直接关系,说什么“这次会议和社会上所宣传的不同,它并没有越出驻外使节和政府进行事务联络、沟通思想的范围”,就是在满洲问题上也只是“重申了币原多年来制定的旧政策”,“并没有包含什么日本政策上有启示性的新方针”。这无疑是欺人之谈,目的是为田中的侵略政策开脱罪责。不过,这种欺人之谈是掩盖不住真相的。当时,会议的策划者早有准备,极力掩盖会议内幕,严密封锁会议消息,不仅对会议内容绝对保密,就连会议日程也秘而不宣。当时中国报纸刊载的东京特约通讯说:“会议的中心问题约为‘侵略满蒙’及‘长江投资’二者,其具体议案皆付保密,不易得知。”会后,“关于各项问题尚有小委员会继续讨论”,内幕包得更密。会议的重要策划者森恪也承认:为了怕把会议的内幕“露骨地……说出来会遇到麻烦,所以才给它包上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衣”。那么,“糖衣”内到底包着什么露骨的内幕?它为什么会引起麻烦?它会引起什么样的麻烦?山浦贯一著《森恪》一书有这样的记载:会议期间,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曾问田中,说“把这一方针付诸行动……将会因此而引起世界大战”怎么办?“麻烦”如此之大,这就说明会议内幕绝不止于“侵略满蒙”和“长江投资”问题。

  其次,会议期间,日本外务省发了《东方会议出席者名单》、《东方会议日程表》(密)、《支那政治情况概观》(1927年6月25日,密)、《田中总裁1927年4月16日在政友会临时大会和6月12日该会关东大会上的讲话》、《四月二十二日田中就职声明》、《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绝密)、《救济长江流域侨民问题》、《发展对华经济政策》(绝密)、《出兵山东的反响》、《日本在华投资、贷款、贸易额概况表》和7月7日田中的《对华政策纲领》训示等文件,参谋本部发了《派往中国各军一览表》(密)等4个文件,关东厅发了《南满洲附属地地方行政统一案》(密)等文件。上述文件的内容也不限于“满蒙”问题。

  再次,《田中义一传记》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所载之会议日程内容如下:第一天上午,田中致开幕词;第三天上午驻上海总领事矢田向大会作了《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中国政治形势》的报告,下午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作了《武汉政府的组织情况及四月三日汉口骚乱事件前后》的报告,驻奉天总领事吉田作了关于《东三省的形势》的报告,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就中国的形势及意见发表了讲线日上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左近司、关东厅长官儿玉、驻华公使芳泽等分别作了《从军事上看到的满蒙政策交通经济关系及满蒙资源》、《海军对这次中国动乱所采取的措施》、《对满铁沿线、关东州租界地行政的意见》、《对中国一般的形势、特别是对中国南北双方势力对立的近期预测》等专题报告;7月1日,除了研究满蒙问题,下午还审议了长江一带的“复兴”及救济撤回之侨民和政策;7月2日上午,继续就日本在长江一带的“经济复兴”问题进行了审议;7月4日上午,研究了关于对华投资问题和关于修改《日中通商条约》及违反现行条约问题;7月7日下午,亚洲局局长木村报告了会议经过,田中作了关于《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关东厅长官儿玉致了答谢词。这些内容显然涉及日本全面对华政策问题,但不能一一分析。单就照例包了一层“糖衣”的《对华政策纲领》来说,也是一个露骨的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践踏国际公认准则的全面侵华文件。

  该《纲领》第五条说:“最近,乘中国政局不稳之机,不逞之徒往往蠢动,扰乱治安,有发生不幸国际事件之虞。帝国政府虽然希望中国政府予以取缔……对这些不泽之徒进行和维持秩序。但当我帝国在中国之权益及日侨之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对于中国“掀起排日与抵制日货”,亦“将进而采取维护权益的之适当措施”。

  然而,以上材料远不是会议内容的全部。第一,以上材料找不到类似武藤问田中的关于会“引起世界大战”的内容。这一涉及日本对外扩张总战略问题,显系东方会议内幕中的内幕,只能在“小委员会”或更核心的少数人中秘密讨论。第二,据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的《日本外务省档(缩微胶卷)》和后来出版的《田中义一传记》等材料披露的东方会议日程看,里边大有文章。6月27日-7月7日,首尾总共11天的会议,倒有4个整天和3个半天没有记录。难道这五天半(占会议总时间的一半)都“休会”不成?这显然是无法相信的鬼话。另外,《田中义一传记》载:第一次会只开了45分钟,短得令人不好理解。是会议无所议事,安排得这样松闲吗?不可能。由第二次会议摘要看,“6月29日上午11时23分至下午1时半,由于田中首相参谒天皇,会议暂停”。本来中午照例应是休息时间,没有会议,为什么还要“暂停”呢?只能说会议安排得极为紧张。这一松一紧的时间记录说明了一个问题:会议日程是紧张的,前后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天空白时间,是因为有些绝密会议不宜列入公开日程和进行公开记录的。这次会议明显策划于密室的活动内容自然不易得知,就是会后田中“与各位另行商议”的“有关我国对华政策的实施的具体办法”至今也还是个谜。但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的具体办法”后来终于付诸实施,那么以十几年的日本侵华和侵略亚太地区的罪恶的战争就是东方会议的可靠谜底。既然其后日本对外扩张战争又是以《田中奏折》为“教科书”的,因此完全可以断言,《田中奏折》就是东方会议的概括和真实记录。

  否认《田中奏折》的日本某些人士如松冈洋右狡辩说:“所谓田中奏折者,决非在日本所制造……决非线日在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上的演讲)“此项奏折的起源,据称系居住在北京的某国人(故意隐其国籍)所伪造。”但是,其又自相矛盾地说:“这个奏折大概是某日本人所作。”(《活跃的满蒙》)有的人如稻生典太郎甚至反诬说中国歪曲了东方会议的性质,诡称《田中奏折》是中国“捏造的排日文书”,一口咬定“田中的对华政策同‘上奏文’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环绕(田小奏折)的三个问题》)。这真是奇谈怪论!既然《田中奏折》是“某国人”或“中国人”或“某日人”“伪造”的,那么田中的“上奏文”又叫什么?如果田中的“上奏文”即《田中奏折》,那么它同田中的对华政策又怎会“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呢?

  田中以“强硬外交”自诩,并一贯主张“对华积极政策”。他上台后发布的“施政方针”及其侵华政策的实施、召开东方会议的目的和闭幕时之“训示”词,都无可置疑地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他给宫内大臣一木喜德的《请代奏明对满蒙积极政策函》说得更加明显。他说:“欧战而后,我大日本帝国之政治及经济,皆受莫大不安。推其原因,无不因我对满蒙之特权,及确得之实利,不能发挥所致……然臣拜受大命之时,特赐对中国及满蒙之行动须坚保我国权利,以谋进展之机会。”“然臣自在野时主张对满蒙积极政策,极力欲使其实现,故为东方打开新局面,造就我国新大陆,而期颁布昭和新政。计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共十一日间招集满蒙关系之文武百官开东方会议,对于满蒙积极政策已经议定。”这里田中不仅表明了对华扩张的野心,而且自供了《田中奏折》的基本内容是和自己的对华政策完全一致的。

  第一,提出了以满蒙为扩张基地的新大陆政策的战略总纲和实施这一纲领的具体步骤:“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中国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之危险。”“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中国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中国之利源。以中国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第一期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期灭亡朝鲜,“现皆实现”。“尚未完成”的是:分割满蒙,进而灭亡中国,征服世界。

  第二,为实施“满蒙积极政策”歪曲历史,捏造“满蒙非中国领土”论。田中认为:捏造历史为扩张之必需,然亦非易事。因为“不幸者,日俄战争之时,我国宣战布告明认满蒙为中国领土。又华盛顿会议时,《九国公约》亦认满蒙为中国领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认为中国主权。因此二种之失算,致祸我帝国对满蒙之权益”,所以“我国此后有机会时”,必须向世界阐明“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之领土”,实施“满蒙积极政策”须“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勇往迈进”,全面攫取一切特权,并“保持我永久实享之”,“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

  第三,估计了实施“满蒙积极政策”的障碍。“最可恐怕者,则中国人民日就觉醒”以及“将来中国统一”。还有美苏干涉。日本“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中国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又,“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为此,日本以美、苏为假想敌国,要加强对满蒙的掠夺,加速“以军事为目的”的战略准备。

  《田中奏折》过于露骨地表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它的出乎意外地被披露,使日本军国主义当权人物大为恐慌,纷纷跳出来辩解,一口咬定“未曾见到过这样的文书”。直到近些年,还有人罔顾事实,或一如既往,矢口否认;或抓住抄录和翻译当中某些不可避免的技术性错误,大作文章,进行狡辩,坚持说什么《田中奏折》“是一份虚构的东西”。

  首先,事实胜于雄辩。《田中奏折》作为行动纲领,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其为“教科书”进行了一系列侵略行动。例如:1928年出于分裂中国,阻止蒋介石北伐之目的,再次出兵山东,制造屠杀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济南惨案,并直言不讳地扬言“以此向中外显扬皇军威信,并为在整个中国发展国运奠定基础”;为吞并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杀害了张作霖;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又发动太平洋战争,把战火燃遍了亚太地区。用《田中义一传记》编者的话说,这一切都与“这份文件(指《田中奏折》)的内容合拍”。难道这能是偶然的巧合吗?

  另一个事实,那就是《田中奏折》本身的披露。这一点,中国有人证物证。两个当事人:一个是抄送者蔡智堪,一个是接受、翻译和印发《田中奏折》的王家桢。蔡智堪祖籍为中国台湾,出生于日本,加入日籍,在日本拥有巨额财产,并与上层人物交往甚密。但是,他不忘祖国,热爱祖国,渴望中日和平。他利用经常到东北经商之便,“多年以来,经常把所知日本内幕政情”通过王家桢“纯义务地供给张学良将军”。蔡智堪回忆:东方会议后,田中密奏即有所风闻。1928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蔡在私寓宴请中野正刚等人,“下女送上沈阳寄来小包邮件,打开一看,乃系大饼(点心)一枚”。“席散后剖饼视之,得王家桢手书……云:‘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蔡于是决计“运用国民外交技术,利用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取得这一文件。前内务大臣、民政党顾问床次竹二郎表示:可以协助蔡“利用这个机会以谋取田中奏章”。同时,日本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皇权的元老派及其同盟者也反对田中“武力外交”,“认为田中吞并满蒙政策终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政策”,于是与民政党合作,共同倒阁。经过数次联络,蔡智堪终于得到反对田中政策的内大臣、宫中辅弼天皇的首席政治顾问牧野伸显的支持。蔡还回忆说:“民国十七年六月某日的一个夜间十一点五十分,我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经“红叶山下御门入门后,距皇室书库约走五六分钟。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点五十分”。“田中奏章系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奏签‘田中首相奏章’。我将碳酸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以描出。所用的碳酸纸系民政党总裁专用的薄质原纸。”“费时两夜”抄完。

  王家桢当时任张学良“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书主任,襄助张“办理对日外交事宜”,着力收集日本政情资料。王家桢回忆:“这年年尾前后,我们的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引者)……分批给我寄来一些文件。”这“就是由政友会新选出来的总裁田中义一大将在大连(系‘东京’之误--引者)召开东方会议的一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经整理后以奏折形式奏呈日本天皇的,我就给它起名为《田中奏折》”。1929年春译出后“面呈张学良”。“因为是极密文件,特在官银钱号印刷所印刷,用上等宣纸六开大本装订,共印二百本,发给在东北范围内简任级有实职的人员每人一本,送给南京国民政府四本。”王后来又说:中译本共发出120本,其余80本和原抄件在九一八事变前是在他手中保存的。1929年12月,中国的《时事月报》始把《田中奏折》译文披露于世。 (下转A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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